在紀念核工業創建65周年座談會上，有71人被授予中國核工業功勛獎章，文功元的名字赫然在列。

作為中國核事業的先驅，他是核工業四〇四廠首任廠長，是二二一廠副總指揮，是二機部核電局局長，從核武器到核民用，他為中國的核事業無私地奉獻了終生。

文功元

回顧老人波瀾壯闊的傳奇一生，從戎馬倜革的革命年代，到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時代，他的格局與睿智至今仍鼓勵著后輩前行!

一切以大局為重

根據我國原子能工業發展規劃的需要，1957年12月，四〇四廠開始籌建，文功元任首任廠長，主持全面建設。

工廠籌建首先需要選址，這時經過篩選已初步確定了兩個備選地址：一個在內蒙古烏梁素海附近的大青山麓，一個在西北戈壁灘上。但時任二機部部長的宋任窮還想再多幾個點進行對比，于是就讓文功元再選一個點。

經過實地細致勘查，文功元在內蒙古鄂爾多斯草原上又選了一個新點，就在磴口附近。

把這三處選址擺在一起，是否合適，高低立判。

大青山麓的選址，因為地下水與烏梁素海和黃河相通，排污問題無法解決，首先被否定了。

而磴口所在的草原上，無論是排放、用電還是交通都比較方便。唯一的缺點是用水不便，要從黃河中取水，揚程高達300米，由于用水量大，要消耗許多電。

戈壁灘各方面條件異常艱苦，唯一的好處：水是自流水，雖然距離20多里路，比較遠，但不需要用電。

對比之下，中方傾向于磴口。

當時的蘇聯專家則主張選址在戈壁灘，因為這樣節省。

1957年7月，文功元(右4)參加四〇四廠選址工作

但是身為一位負責任的廠長，文功元不只是考慮節省這一個點，更多的還是綜合考量，除了考慮生產，職工的生活也是他關心的因素。

于是他不同意選址戈壁灘。

問題一時陷入了僵局，這時宋任窮部長來做文功元的工作:

“我也認為磴口這個位置很好，各方面條件也不錯，但是蘇聯人的意見也要聽一下，畢竟現在是我們有求于人，不能因為這件事影響兩國關系。等以后我們掌握了技術，還不是想建哪里建哪里，那時我們才是真正的說了算。”

宋任窮的一席話讓文功元深思，很快他堅定地說：“我同意放在戈壁灘，一切還是要從大局出發的。”

一場關于選址的爭議最終以采納蘇聯人的意見而落幕。

但文功元也更清醒地知道，中國人若要頂天立地，說話有底氣，就只有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艱苦卓絕搞建設

為了使中國人早日掌握核心技術，真正地站起來，大家心中都憋了一股氣，四〇四廠籌建的速度也提升了很多。

當時四〇四廠對外稱為西北礦山機械廠，也叫甘肅礦區，為了保密，對外的聯系地址、電話信箱都是蘭州市，但真實的地址離蘭州市區有800多公里，廠子就建在荒無人煙的戈壁深處。

職工在搭建帳篷

平地起家難。剛到戈壁灘時，所有人都住在帳篷里，惡劣的自然環境讓人吃盡了苦頭，戈壁灘風大，說刮就刮，由于風沙大，飯碗里、水缸子里都有沙子，吃到嘴里咯牙，晚上吹大風的時候，沙子可以把帳篷壓塌，一個龍卷風就能把一堵正在砌的墻吹倒。

艱苦施工

1958年冬天是文功元率隊進駐戈壁創業迎來的第一個冬天，他與大批施工隊伍一起堅守在戈壁灘。

“全副武裝”睡帳篷也是那個冬天留給所有建設者的寒冷記憶。穿上棉衣棉褲，戴上皮帽子，捂上大口罩，鉆進被子里還冷得直哆嗦。

職工在工地上加緊建設

第一個冬天大家是熬過來的，但工程沒停，隊伍沒撤。

通過1958年一個冬季的努力，工程的準備基本就緒，一些必要的附屬設施，如機修、汽修、預制構件廠、車站、采石場等，也都規劃完畢，陸續開工興建。物資供應系統、生活供應系統也基本建立起來，為第二年的全面鋪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。

由于文功元在從抗大挺進敵后的路上曾感染過痢疾和腸炎，當時敵后根據地藥品奇缺，只能用喝石灰水這種土辦法治療，因此也給文功元落下了后遺癥，后半生只能吃軟爛的食物，身材一直很消瘦。

但在這里，文功元和所有人一樣，從不搞特殊。

整個工地熱火朝天，物資運到后，不管是工人、還是領導，只要工作離得開都去抬。只要是事業需要，一呼百應，沒有一個叫苦的。經過大家千辛萬苦地努力，工程進展順利，各方面的人員陸續到場，這個往日荒無人煙的戈壁深處日漸熱鬧起來。

1960年，因為新的工作安排，文功元離開了他奮斗了三年的四〇四廠，但這里從此也成為他最掛念的地方。

與家人聚少離多

由于工作調動頻繁，加上核工業嚴格的保密紀律，對于自己的工作，文功元從來不談，家人也從來不問，似乎形成了一種默契。

常年工作在大西北，文功元與家人聚少離多。在孩子們的印象中，父親只有回來開會時才能順便回家看看，平日是見不到的，包括春節。以至于偶爾一次去幼兒園接兒子，可兒子卻不認識面前的這個人是自己的爸爸。

盡管因為工作無法照顧家庭，心中也有愧疚，但他對中國核工業的初心從未改變。

1964年10月16日，文功元恰好在北京和家人在一起。

那一天下午，文功元突然讓兒子把頻道調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聽新聞，而在這之前，他是從不干涉兒子聽連載小說和評書的，這讓一家人都感到奇怪。

直到晚上23點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新華社的《新聞公報》，這時大家才知道當天下午3時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新疆羅布泊爆炸成功。

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

從這件事之后，家里人隱約感到文功元的工作可能與核事業有關。但也無從考證，因為工作的緣故，文功元養成了緘默不語的性格，他不愛說話，在家的時間更是很少與孩子們交流。

不過，這并不妨礙他成為孩子們心中的英雄。

堅信中國人能搞出核電

上世紀70年代初，我國決定上馬秦山一期核電項目，根據中央發展核電的精神，1977年，二機部組建核電局，文功元出任第一任局長。

但此時關于核電建設的發展方向卻是爭議不斷，靠引進外資和外國技術建設，還是以我國為主、自力更生發展核電，這個問題在中央各部委的爭論非常激烈。

事關我國核電發展的長遠計劃，問題落到了時任核電局局長文功元身上。

為解決爭議，文功元到各個地方實地進行調研，經調查，文功元驚喜地發現：中國搞核電是有條件的。

1980 年，著名的科學家王淦昌也已指出，中國已初步形成原子能工業體系，有一定的自主能力。

所以此時已不是客觀的問題，而是主觀上能否下定決心去干。

因此，文功元根據調研情況，給鄧小平同志寫了報告。

在報告中他說：“現在爭論的癥結并不在進口或是國產，而是在于很多人不相信中國自己能搞出核電。”問題一針見血，直達目標。

不久，鄧小平批示：“核電應該搞，而且要自力更生。國家計委可以批些錢，先進行試驗。”

鄧小平同志的這次批示明確了核電發展方向，文功元最終也以自己科學的推論影響了高層的決策。

與此同時，文功元開始積極組織核電站的廠址勘探。

文功元(右5)勘察秦山核電廠廠址

1979年，他組織人員踏勘了浙江臺州、溫州及嘉興3個地區的7個縣16個點，通過實地考察，總結分析，文功元提出了在海鹽縣建設核電站的可能性。

1982年6月，核工業部與浙江省聯合上報了定點秦山廠址的報告。

1982年11月，國家計委正式批準中國第一座核電站廠址確定設在浙江海鹽。

中國的核電產業經過艱難跋涉，終于邁出實質性的第一步。

對此，文功元功不可沒，正是因為他堅信中國人自己的力量，由此才引領我國核電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。

晚年生活簡單自律

拼搏了半生，離休后，文功元終于在家中過起了簡單而有規律的生活。

他每天必看的電視節目是《新聞聯播》，一期不落的報紙是《中國核工業報》，尤其是只要報紙上有關于四〇四的消息，他都會細心剪下來，整整齊齊貼到本子里。在他的心里，始終關注著那個曾經奮斗過的地方。

生活中，他一輩子沒穿過一套西服，只穿中山裝。雖然衣服未必是新的，但衣服總是保持著干凈整潔。

文功元(右四)與老同事們

九十多歲高齡時，他還依舊每天堅持散步。

2009年10月1日，已是96歲高齡的文功元登上了天安門觀禮臺，觀看了建國60周年慶典和閱兵儀式。

在老人生前最后的時光里，雖然日常起居都已經很困難，但他始終堅持著寫回憶錄，記錄了他為中國核事業奮斗的點點滴滴。

2012年1月，文功元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8歲。

老人盡管戰功赫赫，卻一生低調，生命的最后，他忘不了的仍是中國核工業的發展。

向老人致敬!向所有無私奉獻的核工業人致敬!

歷史將會永遠銘記你們的功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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